进行产业转移是客观的必然，从全省发展的实际出发，长期的外源型经济高度集聚导致了珠三角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通过适度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为周边地区注入更多发展活力，而且可以有效解决珠三角长期积累的人与自然矛盾。更重要的是，珠三角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比较优势已经不再，传统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正如汪洋书记所言，今天你不主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明天你就可能被产业结构所调整。在珠三角产业转移中，作为全省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东莞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区——
在东莞，产业升级被形象地比喻为“腾笼换鸟”，改革开放30年来，东莞就是依靠不断地引进各种“鸟”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当东莞的土地资源耗尽后，要实现产业升级自然就考虑到用“腾笼换鸟”的办法。应当看到，“腾笼换鸟”并不能与产业升级画等号，产业升级改变的不仅仅是产品结构，更重要的是产业发展的能力，“腾笼换鸟”更多的是东莞传统发展方式的思维惯性使然，即便如此，东莞实施“腾笼换鸟”仍然有许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什么笼子养什么鸟，这是日常生活最普通的常识。在产业转移与调整时，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东莞这块土地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产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东莞生产总值已超3千亿，常住人口不足700万，面积不到2500平方公里，因此，人均GDP在4万元，折合美元在6千元左右。有人因此判断东莞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其实不然。且不论东莞常住人口是否过千万，了解东莞的人都不难明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莞依然占主导地位，东莞的人均GDP较高，主要与其较高的经济密度有关，东莞的经济密度是全省的7倍，珠三角的2倍，东莞的工业化并没有因为人均GDP较高而表现出质的不同。东莞工业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外源型依赖，以工业产值计算，东莞2006年仍有80%的规模以上企业属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其中中小企业又占了70%，如果考虑大量规模以下的外源型企业与加工贸易企业，在东莞引进的众多“鸟”中，中小企业的比重只会更高。
30年来，东莞引进众多的“小鸟”有它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实际利用外资约1800亿美元，其中主要部分来自港澳台与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的工业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用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话说，都属于“无技术工业化”，因为这些地区都没有最终完成工业化中期的经济转型使命，都明显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无技术产业资本追逐的是“低成本、低价格”的比较优势与竞争战略，东莞是离香港最近比较优势最明显的地区，自然就成为“无技术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产业资本转移的首选目标，后来的相关产业集聚与配套能力提升又进一步增强了东莞对全球无技术产业资本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与香港的前店后厂分工中，东莞大量的外资企业从不同的制度安排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与好处，更进一步巩固了东莞作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全球加工贸易基地的战略地位。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东莞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特别是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国家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能源与土地价格的不断上升，东莞用于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正在快速消散，东莞的“腾笼换鸟”正在从主动的调整变成被动的适应。
尽管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干扰，东莞产业转移的积极性依然清晰可见，由于东莞工业化主要依赖外源型主导，因此，产业转移需要一些必要条件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后新的产业资本从何而来。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新鸟不来旧鸟不走”的想法在东莞有一定代表性，因为有大量洗脚上田的农民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的租金生活的，这些产业的大量转移势必会影响到东莞本地农民的收入与正常生活。但是，根据有关的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全球产业资本转移高潮已经过去，暂且不论香港服务业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90%，当地制造业几乎已经转移一空，放眼全球不难看到，到本世纪初传统的产业资本流量已经迅速收缩，经济全球化已经由金融资本替代当年的产业资本成为主角。如果说经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主要通过降低各国关税解决产品市场的全球化，那么，未来的经济全球化将以资本市场全球化为主题，其中以世界500强为主导的企业购并与资源全球配置将构成各国发展的重要机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自身的跨越与发展，必须尽快完善自身的市场经济体制，尽快提高本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东莞同样也不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