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杭州萧山区宁围镇的天有点阴，万向集团6层白色办公楼所在的万向路紧临一条小河，另一边就是万向集团一眼望不到头的厂房围墙。白墙顶着深蔚蓝色的飞檐，整条路上车辆行人稀少，非常安静。

    30年来，万向集团的绝对领袖鲁冠球很少踏出萧山，但稳坐家中的他指挥着万向稳扎稳打，凭借汽车“万向节”的简单加法，在无数倒下的民营企业中持续壮大。进入新世纪后，万向也进入了金融、农业、资源、投资等领域，一个更为庞大的企业帝国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978年，莫晓平进入杭州万向节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此时的万向已经创业10年。30年后，已经是万向集团副总经理的莫晓平感慨说：“这30年，万向几乎每一个细小的节点和重要的转折都与改革开放的节奏息息相关。”

    1969年，鲁冠球和4个农民凑了4000元钱办起了宁围公社农机厂。鲁冠球办厂，却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走街串巷收废旧钢材。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便属“非法”。精明的鲁冠球东钻西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隙，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比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做什么。

    到1978年，雪球慢慢滚大，农机厂竟已有3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厂门口更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等多块牌子，到这一年的秋天，他将“宁围万向节厂”改名为“萧山万向节厂”。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壮阔的改革开放就此拉开。

    但这场改革很快就让鲁冠球意识到了它的一波三折。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一时间，“打击投机倒把”成为当年度最重要的经济运动。这项运动中对鲁冠球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社队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不与先进的大工业企业争原料和动力……

    鲁冠球回忆说，当时钢材、煤提价，成本持续上涨，原先签订的一些订货合同都被中止了，理由只有一个，“根据上级的规定，我们不能再进乡镇企业的产品”。

    在严打夹缝中艰难生存下来的鲁冠球，在1983年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完成浙江省第一个“承包”之后的第二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明确了“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

    1988年，深受政企不分之苦的鲁冠球向当地政府提出要“花钱买不管”，把政府作为一个投资者来明确政企权利。

    “买一张桌子都要向政府汇报，样样要审批，这样怎么能做企业？”鲁冠球回忆，这件事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很大争议，从镇到区再到杭州市，一直到了省长办公会议上，这个事情才有了结论：鲁冠球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半1500万元划给宁围镇政府。后来，当地政府的一家客车厂濒临倒闭，宁围镇政府以股权换得万向的援手，最终政府的股份变为1/3。

    就在“政企”分开的第二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设立。已经试验股份制的鲁冠球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他们辗转找到了当时证券市场的负责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现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的陈元当时在央行负责企业上市工作。热情的鲁冠球让他犯了难，股市设立之初的目的是为国有企业打通一个融资的通道，民营企业怎么能上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