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1967年中，朱国平做起了豆腐郎，每天凌晨两点半，他就披衣下床，开始磨浆，在和200多斤重的石磨一圈又一圈的对话中，他经常累得两臂失去知觉，豆腐做好以后，他还得亲自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每天的行程都在6个小时以上，早晨怀揣两块面饼上路，回到家里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

    朱国平说：“人生注定是要吃苦的，但再大的苦没有磨豆腐苦，这对我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也是在这里，我学会了最初的经商之道。”作为一种纪念，在今天的飞达公司餐厅，仍保留着一道叫卤汁豆腐的菜。

    1978年，朱国平高中毕业，他报名参了军，这是他从小的理想，简单而淳朴的理想：当兵能吃饱饭、能锻炼好身体，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跳出农门。三年之后，朱国平退伍了，虽然又回到了苦难丛生的故乡，但朱国平说：“我在部队每年都受嘉奖；部队三年，令行禁止，对我锻炼很大，接触到五湖四海的人，对我后来跑推销也有很大帮助。”确实，对善于把困难和不幸转化为精神财富的朱国平来说，每一个人生转折都意味着崛起的机会。

    朱国平的第一次人生崛起发生在1983年3月15日。转业后，朱国平回到后巷镇工具厂任保卫科长，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变故，使他坠入了痛苦的深渊，接二连三的打击蜂拥而至：父亲入狱，母亲卧病，恋人离去，家里负债累累，连保卫科长的职位也没有了。但坚强的朱国平却没有就此沉沦，为摆脱痛苦的深渊，他决心外出闯荡，为厂里跑推销。当时，他怀里仅仅揣着借来的300元钱和母亲预备的干粮。

    就是这300元，改变了朱国平的一生。也是这300元，见证了一只鹰的第一次试飞。

    朱国平出去的这一趟，跑遍了安徽、浙江的25个县城，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和屈辱，常常以一搪瓷缸炒麦粉充饥，困了就睡车站、码头。除了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朱国平还在推销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诚实品性。在安徽徽州的一个物资局，这个来自穷地方小工厂的推销员对业务科长讲的最后一句话是：“科长，你如果一点货都不订，我回去后，厂长就会砸了我的饭碗，我就没法过日子了。”功夫不负有心人，20多天的风尘仆仆，朱国平为厂里订回了5万元的业务合同。就在同一年，他完成了25万元的销售量，被评为全乡最佳供销员。

    1984年，朱国平被任命为供销科长，1988年，他当上了副厂长。

    高士桥速度

    朱建农是朱国平的弟弟，在四兄弟中排行最小，原先在后巷镇政府当小车司机，1989年春节前，他回到高士桥村干起了村支书。

    当时的高士桥村实在太穷了，朱建农说：“有一年正月初三，村里变电房的互感器坏了，因为没钱修，整村人就在油灯和矿烛中过完了新年。想起这个事来，我就感到深深的负疚和耻辱。”

    这个时候，朱国平的副厂长正干得有声有色，每年都有十几万元的收入，1992年春节，朱建农找到了自己的哥哥，请他回村办厂，在这之前，朱建农为村办企业已经进行了多次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财政困难、交通不便、人才缺乏，这是当时高士桥村的基本状况，朱氏兄弟新的人生选择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出于对弟弟的信任，更出于对改变家乡世世代代的贫穷状况的强烈愿望，朱国平辞去了镇工具厂副厂长的职位，回到高士桥村。在这一年春节家庭会议上，当了多年村支书的父亲朱庆荣对朱春苟、朱国平、朱建农兄弟三人讲了一席话：“办厂失败了，算我们个人的事，如果成功了，就是高士桥全村的，要富，就要大家富，让高士桥的人都富。这里是我们朱家的根。”